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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鎮化如何進一步推進？如何建立新型城鎮化道路？這些話題，是今年“兩會”上探討的焦點。
人口城鎮化是關鍵
“新型城鎮化要避免‘房地產化’和‘農民被上樓’。”全國人大代表、民建中央副主席辜勝阻指出，新型城鎮化的最大特點是強調人的城鎮化，因此，必須處理好人的城鎮化和地的城鎮化的關系，加快轉移人口的市民化進程，推動農民工實現“職業上從農業到非農業、地域上從農村到城鎮、身份上從農民到市民”的三維轉換。
辜勝阻同時表示，推進以人為中心的城鎮化必須深化改革，從公共服務體制到戶籍制度，到土地制度，涉及到數十項改革。
全國政協委員錢學明也曾指出，2000年至2011年，我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與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的差距從10.5個百分點擴大到16.3個百分點。這表明，農業人口進城的多，落戶的少。
蔡繼明告訴記者，中國在改革開放30多年的時間中，城市空間擴大了二三倍，城鎮化率也達到了52.6%。但是，并沒有產生與空間城市化相應的人口城市化。“中國有2.6億農民工，戶籍問題把他們擋在了享受城市化成果之外，他們是被城鎮化的，這樣的城鎮化是偽城鎮化的。如果擠掉水分的話，我國只有36%的城鎮化率。”
全國人大代表、四川省住建廳廳長何健說：“大城市、特大城市吸納人口的能力強，這是不用質疑的。大城市一定要發展，中小城市也要發展，中小城市能讓農民就地城鎮化，降低農民城鎮化成本。這一點德國做得比較好，值得我們學習。”
新型城鎮化要避免形成“新圈地運動”
目前大家普遍擔心的就是城鎮化被簡單的理解為房地產，濫占耕地，影響國家的糧食安全。新型城鎮化應該避免犧牲農業和糧食搞起來的工業化、城鎮化。糧食安全是我國城鎮化發展的基礎。城鎮化必須與工業化、農業現代化協調推進。作為13億人口的大國，我國必須立足自己解決糧食問題，這是治國安邦的頭等大事，也是農業現代化建設的首要任務。新型城鎮化要走集約、節能、生態的新路子，著力提高內在承載力，不能人為“造城”。
與日本、韓國、新加坡等地相比，我國目前城鎮化的集約程度還差得太多，所以城鎮化應該重點在集約上下功夫，不能再盲目圈地鋪攤子。要為農業現代化創造條件、提供市場，實現新型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輔相成。以我國目前人口密度相對比較高的上海為例，上海的人口密度也僅約為面積相同的日本相應地區人口密度的一半。我國東部一些核心發達區域占全國國土面積2.59%，集中了全國33.64%的GDP，但只擁有全國13.32%的人口。我國城鎮及東部都市圈還有很大的接受人口的潛力與空間。我國在1965年-2001年的36年里生產向東部沿海城市不斷集中，但由于戶籍等原因，人口卻沒有相應地向這些都市圈集中，造成我國規模經濟的形成。過低的人口極化作用也不利于我國經濟的長期成長。所以新型城鎮化重點要集約發展，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。目前流動人口比較多的地區不能以承載力有限為借口，拒絕或者拖延大量外來打工者的本地化融入及市民化問題。
城鎮化速度并不快
據公開資料顯示，改革開放以來，我國市的數量從l978年的l93個增加到2011年的657個，建制鎮從2173個增加到19410個。
中國在改革開放30多年時間里，城市空間擴大了二三倍。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，近似的城鎮化率增幅，英國用了120年，法國用了100年，美國用了40年。這意味著，中國不僅有著世界上最大的城鎮化規模，更有著世界上最快的城鎮化速度。
但在蔡繼明看來，我國的城鎮化速度還有很大的提高空間。“我國城市化進程不僅滯后于國家經濟發展速度，也滯后于工業化進程。由于進城生活6個月以上就被算入城鎮人口，中國實際城市化水平大概只有36%。因此我國的城市化率還是偏低，怎樣加快城市化進程是我們面臨的最大挑戰。”蔡繼明說。
而如何加快城市化進程，蔡繼明坦言現行土地制度必須改革。蔡繼明認為，現行土地制度阻礙了城市化進程。一方面，農村大量土地被用于工業開發、商業開發，但農民征地補償往往較低；另一方面，一些地方政府沒有把失地農民妥善安置。這種土地制度必然會導致人口的城市化嚴重地滯后于空間的城市化。
城鎮化水平實際只有36%
我國目前名義上的城鎮化率為51%，但實際城鎮化率只有36%，也就是說有2.6億人在城鎮工作，基本上屬打工者，有房者的比例低于1%。要讓在城鎮打工者能夠買得起房子，享受同等的城鎮社保、醫療等待遇。如果不解決農民變市民問題，繼續讓三、四億甚至更多的農民工每年像候鳥一樣到處遷徙、漂流，是很危險的，是低質的城鎮化。
我國城鎮化的水平到底是高還是低，大家一直有不同的意見。我注意到，在英國、法國、美國，他們的城鎮化水平由25%提高到70%，大概花了80年、90年甚至120年的時間。而我國改革開放初期城鎮化率是17%，30多年后提高到了現在的52.6%，但這只是一個寬口徑的統計。我國有2.6億的農民工，至少應該有2億左右農民工“偽城鎮化”了。事實上他們并沒有享受城市居民在醫療、教育、社會保障、住房等方面的待遇，所以學術界把他們稱為“半城鎮化”。要是把這一部分水分擠出去，按全戶籍人口算，我國大概只有36%左右的城鎮化水平，還是偏低的。
很多地方政府認為，城鎮化就是城市建設、城市發展，這是一個誤解，城鎮化主要還是人口的城鎮化，也就是農村人口向城市居民的轉變。城鎮化不能以犧牲農民利益為代價，不能以公共利益之名低價拿走農民土地。比如說一些地方政府紛紛推出加快城鎮化的投資計劃，累計起來據說高達40萬億。有的城市千百年來的面積也就十幾平方公里，最近兩三年擴大了幾倍，變成了30多平方公里。這種對城鎮化的理解是有失偏頗的。
高房價是城鎮化最大障礙
蔡繼明主張中國的城鎮化道路應該走大城市優先發展的道路。我不贊成小城鎮遍地開花。我國最多的時候小城鎮達到6萬多個，現在也有1萬多個。但小城鎮很難有太大的發展空間，特別是工業很難發展起來。應該在大城市發展的前提下，帶領周圍的中小城市、小城鎮一起發展，形成一些城市經濟圈，這才是未來的方向。
當前出現的環境污染、交通堵塞等“疾病”，是由于我們的經濟發展方式遲遲沒有得到轉變，高投入、高污染、高浪費這種模式沒有改變所導致的。所謂的大城市病，并不是大城市本身不可避免的。
現在北京、上海、廣州等是不是就沒有發展空間了呢？事實上，上海的人口密度只相當于日本同樣面積的土地人口密度的一半。我國東部一些發達的城市，加在一起占全國GDP33.64%，但是擁有多少人口呢？只擁有了13%。為此，大城市還是有發展前景的。
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中心主任李鐵曾說過：“如今的城鎮化是熱門話題，地產商琢磨怎么拿地，券商想著哪是投資熱點，地方政府盼望著房地產調控趕緊放松。”
要想健康地推進城鎮化的發展，高房價是行不通的。現在我國阻礙城鎮化的最大障礙，就是高房價。在這種高房價下農民工怎么買房？不解決高房價的問題，城鎮化的戰略就難以落實。而要解決高房價，不是單純地限制投資、投機需求，更重要的是加大住房的有效供給。
來源：中國建筑新聞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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